插图：纽约
从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再到国土空间规划，代表着空间治理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不只是简单的空间尺度的扩大，还涉及到很多颠覆性的变化。我们还清晰地记得2007年新修订的《城乡规划法》把原有的城市规划扩展到城乡规划后，住建部雄心勃勃地提出“乡村规划全覆盖”。当时，规划界充满着无比的乐观精神，人人都觉着眼前有一片广阔的天地等待着自己去施展雄心壮志。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规划是对空间生产过程的调控。要想让乡村规划更有用，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乡村空间的生产方式与城市空间的生产有根本性的不同。忽视这种根本性的不同，简单地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一窝蜂似地扑向乡村，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当我们从城乡规划跨越到国土规划时，似乎面临着相似的局面：很多基础性的问题尚有待澄清。但时不我待，我们需要在短时期内完成从立法、管理、技术规范、到国土空间规划全覆盖的一系列任务。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显然，把原来的一套专业技能简单移植过来肯定是行不通了。另外，不问西东，只是一门心思，摩拳擦掌，准备在新的舞台上大展身手，这样的路子恐怕也走不长远。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热火朝天的乡村规划不是还没来得及全覆盖就寿终正寝了吗？因此，作为一向善于同未来打交道的职业规划师，我们自己首先要学会抬头看路，不能只顾低头拉车。只有抬头看路，我们才能知道国土空间规划这架马车应该拉到哪里去。否则，你使你的劲，他使他的劲，难免落得个商鞅的下场。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尚处在造马车的阶段。所谓国土空间规划的四梁八柱、五级三类、三区三线两评价，都只是描述了这架马车由哪些部件构成（有些部件的合理性尚待论证），各个部件的生产、加工和组装工艺如何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架马车要开到哪里去？以及沿路都有哪些风景和陷阱？也许有人说，你急什么？马车不是还没启动吗？等马儿跑起来，方向自然就有了。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不事先设定好方向，并设计好通往目的地的轨道，让马车自由奔跑是很容易翻车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思考：中国的国土空间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总体格局？这个格局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样的格局有哪些空间要素？各类空间要素的比例关系和空间关系是怎么样的？以及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空间格局？当然，这些问题过于宏大。宏大得超出了单一部门，单一专业所能把控的能力。然而，既然我们有雄心壮志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的理念，这些问题就不能回避。如果回避这些问题，那就一定不是国土空间规划，那就一定是新瓶装老酒，还是原来的土地利用规划或城乡规划。这些问题也没有现存的答案。需要我们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取灵感，从大自然的智慧中获取灵感，从迄今为止世界最优秀、最有远见的规划思想中寻找启示。首先，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取灵感。在中国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国土空间的基本模式，我把它叫作昆仑模式。这一模式将我们的国土空间一分为二：位于长江、黄河上游的高山、高原地区（传说中的昆仑山所在地）既是我们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源头（王母所居）；位于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丘陵、平原则被视为我们理想的人居空间。同时，正如中国文化内涵所揭示的：那个高远的精神世界与下面的生活世界并非隔绝不通。上游的精神空间不仅为下游的尘世提供无尽的精神来源，而且还通过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下游提供物质性给养（包括水源、土壤和废料）。正是上游地区源源不断的精神和物质给养，才使得下游地区开衍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直到今天，我们国土上人居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分布仍然大致表现出这种阴阳互补，显密不二的太极图像。所谓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正是这一太极图像的科学表达（图1）。
图1：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来源：https://www.zhihu.com/collection/252268697）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口分布的这样一种空间格局，不仅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现象，也是中国理想栖居模式的精神再现。这样一种理想栖居模式不仅表在整体的国土空间格局上，也表现在单体的城镇聚落空间，甚至微观的造园空间模式上。 比如，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施曼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很多城市的这种空间模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样描写广州： 【城镇】位于在宽阔的西江北岸，对面是一座小岛。在河流的南岸矗立着高大纤细的风水塔。城镇朝南，铺陈在平原上。而北部则在山坡上展开......上面矗立着一座五角楼阁，乃城隍所居......整个城镇、郊区及其狭窄的街道，仿佛就是那高耸的山脉在南面的投影。山峰远在城北，被称为白云山，那是亡灵的象征。这里不妨再看看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理想人居空间结构，以圆明园为例。圆明园整体的立意就是中国人天下观念的呈现。分析圆明园四十景的内容，可以发现从政治空间、起居空间、市井空间、田园空间、隐居空间、乃至异域空间和宗教中的彼岸空间，可谓无所不包。其最终的主题却落在“万方安和”上。也就是说中国人理想的世界（天下）乃一万方安和的世界。而这一整体和谐的世界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他是通过每一个景点本身的和谐与完整来实现的。因此，每一个景点自身又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也是符合昆仑模式的（图2，图3）。
图3：圆明园杏花春馆造景图（来源：《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其次，我们要从大自然的智慧中获取灵感。记得前几年总理曾有一问：如何破胡焕庸线？引起许多专家学者讨论，也激发我产生遐想，认为：破胡焕庸线不是中国的智慧。要解决中国国土空间不平衡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破胡焕庸线，而在于向水的智慧学习（参见文章：《胡焕庸线、太极图与国土生态安全》）。 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做《The Hydrologic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 A Theme in Geoteleology》（图4）。他把水循环与上帝的智慧联系在一起，让人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乐水”之说。其中有什么玄机呢？不妨看一下书中的一张水循环图插图（图5），似乎玄机就藏在其中。 俗话说百川归海，奔流不息。假使百川归海而海水不能从空中再回到陆地，则江河必将枯竭而海水必将蔓延，又怎能形成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呢？可见回路的设计是多么重要！因此，解决胡焕庸线的困局，显然不能简单地让人口或产业往西部回流（让水逆流而上，何其难哉!），而是要设计一种新的回流机制，象蒸汽一样轻盈的回流机制。 如果说人向东部集中乃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所驱使，那么必定也会有某种精神的力量驱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馈西部。比如美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有阿拉善基金会，均可视作某种精神引领下的回流形式。当然，可用的机制与形式远不只于此。
第三，我们要从迄今为止最优秀，最有远见的规划思想中吸取营养。从城乡空间到国土空间，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对象不再是单一建设活动，而几乎涉及到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和一切自然过程。这些活动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单一学科（如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的专业能力，当然也不是单一的土地资源管理能够承担得起的。 吴良镛先生一生倡导人聚环境学。如果说在以前，人聚环境学可能因过于超前而显得不那么契合实际，那么在今天，当国土空间规划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是再合适不过的理论框架了。可惜在我们讨论国土空间规划的时候，竟少有人想起吴先生当年的理想。人聚环境学最早由希腊规划师C.A.道萨迪亚斯提出。道氏是一位有着卓越才能和远见的规划师，他在规划史上的地位本可以和霍华德、盖迪斯、芒福德、麦克哈格等天才人物并驾齐驱。只可惜由于英年早逝，致使他有关人聚环境学的宏大构想半途夭折。尽管如此，他的人聚环境学思想仍在世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吴良镛先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提出了中国的人聚环境科学。 早在1942年，道氏就自创术语“EKISTICS”，用以指代人聚环境学，并指出人聚环境是有机生命体，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人聚环境学的目的就是要综合人聚环境的五要素（自然-个人-社会-庇护所-网络），开展跨学科（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跨尺度研究（人口尺度-空间尺度-时间尺度），揭示人聚环境发生和演变的动力和规律，以应对世界城市化的挑战，营造安全而幸福的人类生存空间，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最终实现全球生态的动态平衡（图6）。
道氏旨在将人聚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把人聚空间划分为四种类型:
1.自然区。以保存自然价值为主要目标的空间；
2.耕作区。以农业或畜牧业为主的空间；
3.人居区。包括城乡居民点及居民点外满足游憩需要的自然地；
4.工矿区。特指对人类生活有一定危险的重工业区、采矿区、能源基地，污水处理及垃圾回收基地等。把道氏的四类空间分区与当前国土空间的三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其自然区相当于生态空间，耕作区相当于农业空间。但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比如道氏的人居区不仅包括城镇空间，还包括乡村居民点。同时，道氏在人居空间之外，单独列出工矿区，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工矿区并不与人的生活直接相关，有的甚至对人的生活产生危险，因此不宜分散于各类人居空间中，而应尽可能集中布置，形成区域性的专门功能区。道氏的人居空间分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线，何者更合理，更有操作性？大有可探讨的空间。道萨迪亚斯进而从空间管制的角度对四类人聚空间进行细化，形成十二类空间管制区：自然区共五类：
1类区：纯粹自然地，除科学研究之外，无人区；
2类区：可供人类参观的自然地，无永久人工设施；
3类区：可供人类进驻的自然地，禁用机械设施；
4类区：有居民点的自然地，禁用人工建筑材料；
5类区：以自然为主，可供人类在特定时间内，在局部地区进行机械开采利用的区域；耕作区共两类：
6类区：传统耕作区（有机农作区），禁止大棚等现代设施的农、牧业区域；
7类区：现代化耕作区，可以利用现代设施高效生产的区域；人居区四类：
8类区：供休闲运动和度假的自然地；
9类区：以低密度居住为主的区域；
10类区：以中密度居住为主的区域；
工矿区一类：
可以看出，道氏的四大分区是一种功能性的分区。但在细化分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沿着功能分区的路径把四大分区细化为用途管制区，而是按照人类在空间中的行为，将其细化为活动管制区。也就是说在细化的分区中主要是控制人的行为，而不是控制土地的用途。 道氏的这一思路非常有先见之明。他一定是考虑到了，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和如此大的尺度上，要细化各类用地的用途并进行管制，将是多么的不切实际！这种按照行为或者形态对空间进行管控的思想在美国区划的最新发展——精明准则（Smart Code）中有很好的体现（参考文章：《国土空间规划课程笔记》）。 不仅如此，道萨迪亚斯还从全球生态平衡的视角提出了上述12类空间各自应该所占的比重（道氏同时提供了陆地空间和水域空间的分区分类方案，这里只介绍陆域空间方案）。他认为随着人类干扰的强度的加大，用地类型所占的比重应该大幅度降低。因此，一类区（纯粹自然地）所占比重最高，应占地球陆域面积的40%以上，纯粹用于工业化的地区（12类区）所占比重最低，不超过陆域面积的0.2%（图7）。
道萨迪亚斯的人聚环境学虽然着眼于全球环境的生态平衡，但他实现全球生态平衡的逻辑却是地方化的。也就是说，全球生态平衡的目标首先要靠各民族国家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实现生态平衡才能达到。而各国的生态平衡则需要依靠国内不同区域的生态平衡来实现。这种全球化的视野，地方化的行动与中国传统“万方安和”的世界观及其实现路径不谋而合。 最后，道氏提出了一个全球人聚环境的多维行动框架，这一框架试图在纵向上协调不同空间尺度的行动，在横向上整合不同功能区及人聚环境要素，在时间上连接近期及远期目标，可以说为人聚环境的实践描绘了清晰的路径（图8）。
总之，当前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思考，不能仅仅一头扎到事务性或程序性方案中出不来，也无需急于另起炉灶。规划师应发挥其专业优势，利用其前瞻性视野和想象力，展望国土空间规划最终应该走向何方？如何构建全国性的空间治理目标体系，形成合理的国土空间格局？如何基于全局的视野构建地方化行动方案？ 这样的目标体系、空间格局和行动方案显然不是简单地依靠数据分析，科学评价所能构建起来的。它还要求我们从古今中外各种优秀的文化成就与人居实践中继承智慧。 比如，当前的长江流域综合开发和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就是两个很好的国家尺度的空间治理行动。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实际国情，尊重中国传统人居空间的昆仑模式，以两大河流的开发与治理为骨架，整合沿线各主要支流，以流域（汇水区）为空间规划单元（而不是简单地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开展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通过各个流域的平衡发展来实现整个国土的平衡发展。